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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大发奔驰宝马首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9-23 02:09: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京报:没错,即使性侵犯接受了法律审判,也不意味着受害者的痛苦就能够得到治愈。这种影响可能伴随终身。在你看来,有更好的法律流程或者社会体系能帮助受害者更好地恢复吗?比如说,让性侵犯向受害者真诚地道歉,或者在事件发生地安装更多的路灯以防性侵再次发生?我知道你始终没有得到特纳的道歉,你对于斯坦福大学建造的纪念花园也并不满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网友指责国防部滥用纳税人的钱。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人会认为,这只是性侵幸存者自己的事情,就像认为我这本书,只是写给和我一样的性侵受害者的。但事实上,这也是写给父母、写给所有男人的,所有人都需要知道,怎样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更加安全。这不单单是受害者之间的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京报:我听说在你公开身份之后,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找到了你,你现在正在那儿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。这个机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华盛顿邮报》:五角大楼本应用纳税人的钱生产口罩和棉签,结果却用来制造喷气式飞机零件和防弹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我出席庭审时,比起探究真相,我更觉得自己在参加一个复杂的智力竞赛。对方的辩护律师不停地、迅速地向我抛出各种复杂的问题,好让我“露出破绽”。我不是在作证,而是在接受拷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知晓我姓名》,[美]香奈儿·米勒著,  陈毓飞译,  世纪文景|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前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和这起性侵有关系,因为我对此感到羞愧。我把遭受性侵看作我失败的标志。如果别人知道我遭受过性侵,我可能再也找不到工作了,他们会觉得我很“脏”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意识到,这根本不是我的错,应该带着羞耻感过一生的是那个强奸犯,而不是我。此前我被困在这起事件里,但现在我受够了,我知道除了这个黑暗的、逼仄的、属于受害者的空间之外,我的人生还有更广阔的天地,除了这起糟糕的、讨厌的性侵经历之外,我还有无数件有趣的、精彩的事件可以谈论。我们不该拿遭受性侵定义一位受害者,或者把这看作她的全部人生。我们需要把她当成一个完整的人,并用对待一个“人”的方式和她交流沟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勒:对,完全出于我的意料。特别有趣的是,在我没有公开身份之前,有些评论真的很刻薄。我不得不在接受心理治疗师告诉我的咨询师,向她寻求帮助。她问我:“你有在实际生活中听到过这些言论吗?”没有,从来没有。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,网上的评论和活生生的人是不一样的,在网上随意叫嚣太容易了。就像在一个体育场,球场上比赛的人们冲锋陷阵、扛下了所有的压力,而看台上的观众除了大喊大叫,什么事都没干。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——我是真正参战的人,我是出席法庭的人、是为自己作证的人、是在公众面前落泪的人、是不停斗争的人。对于坐在看台的人,我做的一切可能很简单,他们甚至可以轻易指责我做得不够好。但是真正身处其中才能意识到,横亘在我面前的是多大的困难。因此我开始为自己感到骄傲,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己见、不懈努力的。但我却坚持下来了。那些对我指指点点的人可能根本做不到像我这样面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了起诉,米勒经历了15个月的漫长庭审。在此期间她丢掉了工作,变得敏感多疑、时常在噩梦中惊醒,不敢独自走夜路,还要面对外界舆论的恶言相向。但与此同时,米勒也强打精神坚持写作,让自己从消极、自责、绝望的情绪中逃脱。